只要土地财政在，那房价就不会降

先说说“土地财政”的前世今生

百度百科说，土地财政，是指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，属于预算外收入，又叫第二财政。中国大陆搞城市经营和土地财政，最早是从香港学过来的。但香港是土地私有制，政府要先收购私有土地，进行初步开发后才能出让。而大陆是土地国有制，往往凭借公权力和专政机关力量强行征地拆迁，低价收购他人的土地使用权，并不是公平交易，以此牟取暴利，造成民怨沸腾。其行政执法依据是国务院的《拆迁条例》，而不是全国人大的《物权法》。

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大突破，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。当时，农业部门已经无力继续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积累。深圳、厦门等经济特区被迫尝试仿效香港，通过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，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。从此开创了一条以土地为信用基础，积累城市化原始资本的独特道路。这就是后来广受诟病的“土地财政”。

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，极大地压缩了地方政府的税收比例，但却将当时规模很小的土地收益划给了地方政府，从此奠定了地方政府走向“土地财政”的制度基础。

随着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和2003年土地招拍挂等一系列制度创新，“土地财政”不断完善。税收分成大减的地方政府不仅没有衰落，反而迅速暴富。急剧膨胀的“土地财政”，帮助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起原始资本。城市基础设施不仅逐步还清欠账，甚至还有部分超前(地铁、 机场、行政中心)。

土地财政成就了高速发展的城市化

没有“土地财政”，今天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不会出现，但同样，也不会有今天城市化的高速发展。中国城市成就背后的真正秘密，就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——“土地财政”。可以说，没有这一制度创新，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就是一句空话。

为何中国能走这条路?这是因为计划经济所建立的城市土地国有化和农村土地集体化，为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创造了条件。“土地财政”的作用，就是利用市场机制，将这笔隐匿的财富转化成为启动中国城市化的巨大资本。

由于“土地财政”被“房价”、“腐败”、“泡沫”等敏感的社会话题所绑架，摒弃“土地财政”，几乎成为学界和舆论界一边倒的共识。本应客观的讨论，演变成了指责“土地财政”的竞赛。

2016年，中国国税收入11.6万亿元，如果按土地收入占48%计算，就相当于6万亿，而2016年“土地财政”总收入2.9万亿。中国土地财政，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算起，迄今也不过20余年。

土地财政的问题与风险

虽然“土地财政”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诸多好处， 但 “土地财政”模式也有其自身的重大问题。这些问题不解决好，很可能会给整个经济带来巨大的系统风险。首先一个问题，就是“土地财政”必定要将不动产变成投资品。政府打压房价的政策之所以屡屡失效，就是没有按照资本品的市场来管理住房市场。

近三十年来，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，而土地财政的最大“接盘者”是成群结队的房地产开发商。房价越来越高，被开发商“开发”的商品房的最大“接盘者”则是众多的平民百姓。

鉴于“土地财政”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，主流观点几乎一边倒地要求抛弃“土地财政”。谈论抛弃很容易，

从土地成为商品，可以“拍卖”后，从房地产成为国民经济的“支柱产业”后，从房子成为可以流通买卖的“商品房”后，那地价，那房价就像坐火箭般一日千里，浩浩荡荡。几经迂迴，几经搏奕，几经虚虚实实的声张和打压，窜到了今日高处不胜寒之境地。

土地，谁给钱多，谁就能“拍走”己让地方政府大受其益。没有那个地方政府愿意把土地拍给最低价者，都愿意拍到没有最高，只有更高的价格。如河北某市(真不好意思点出该市名)去年每亩地拍卖300余万每亩，今年就忽然涨到1100万元每亩。试想：眼下，众多的民营企业在原材料涨，人工成本涨，市场疲软，度日如年的状况下，还能交纳多少国税和地税?靠实体经济，地方政府还有多少收入来维持“迎来送往”的庞大的日常开支呢?对于许多政府而言，只有拍卖土地是来钱最快的买卖了!

“土地财政”的升级与退出

中国未来几年最大的战略风险，就是在还没有替代方案之前，轻率抛弃“土地财政”。

没有一成不变的城市化模式。“土地财政”也是如此，不论它以前多成功，也不能保证其适用于所有发展阶段。

据说：各地方政府的负债率特高，有些地方教师的工资都要“暂缓”。民间有个传说：全国只有七个省是搛钱的，其它的都在负债运行。当然这个传说不知真假，有待考证，但各地高度依赖拍卖土地，以土地财政为主要收入来源，以卖地为生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此举是来钱最快，也是来钱最多的行业。其它行业都望其项背，无法日进千斗的。

“先租后售”模式，看似解决的是住房问题，实际上却意味着“土地财政”的升级。

这一模式同以往的“土地财政”一个重要的不同，就是以往“土地财政”是通过补贴地价来直接补贴企业，而“先租后售”保障房制度，则是通过补贴劳动力间接补贴企业。2008年以后，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已经不是企业，而是劳动力。新加坡和香港的对比表明，住房成本可以显著影响本地的劳动力成本，进而增强本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。

“土地财政”另一个后果，就是“空间的城市化”并没有带来“人的城市化”——城市到处是空置的豪宅，农民工却依然在城乡间流动。现在很多研究都把矛头指向户口，似乎取消户籍政策就可以一夜之间消灭城乡间的差距。取消户籍制度，如果不涉及其背后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，等于什么也没做;如果所有人自动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，那就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负担得起。

地方政府卖地己成瘾，像脱僵的野马，勒都勒不住，房价又如何打压?亦使房产成为不动产，变成不准售、不准购的真正“不能动的产业”，也简称“不动产”时，但，只要土地财政还在，只要政府主导的土地拍卖还在，那么房价就会一目了然，除非是海市唇楼，空中楼阁!

只要土地财政还在，房价就不会降!不知道您认同这个观点吗。